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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为嫌疑人辩护”连载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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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检察院对当事人郭文强的量刑建议为“死刑立即执行”时,我照例打算写一份法律意见书,希望法院到时候能留他一命。然而,不过短短几百字的法律意见书,竟让我抓耳挠腮,无从下手,耗时一周,仍未定稿——这是我从业多年从未有过的事。
恰逢此时,我听说被害人贺旺君的追悼会即将举行,干脆合上电脑,决定再去会见一次郭文强,看他能否说明案情。此前,我已会见过其三四次了,每次他都拒绝沟通,翻来覆去就是一句话,“我就是这个命,早就在心里给自己判了死刑,都结束了。”之后无论我再怎么劝说,他就只是重复说“结束了”。
这次会见,我假装不经意提及贺旺君将被火化的事,“三十几岁的年纪,不知她是否甘心,可能到死还牵挂一些人。”郭文强听罢突然开始大喊大叫,眼珠凸出,试图站起来,身子却几次重重砸在椅子上,最后侧着身子,双手颤抖地指戳着我。幸而我们中间还隔着一道护栏。
转眼,他却又做出磕头作揖的手势,继而一声恸哭穿过我的耳膜,“求你,替我去送她……”
看守所民警立刻过来警告郭文强,若情绪失控就结束会见,郭文强连忙摆手,敲打胸部以求得平静,“我就好,我还有话要对律师说,现在能控制好情绪了。”
“只要你替我去了,无论我下场如何,都不再怪你。替我带一个花圈,上面写——山头日日风复雨,行人归来不应语……”眼下的郭文强情意绵绵,声音柔和,像极了老师在教导自己的学生,“第一个雨,是下雨的雨;后一个语,是语言的语……”
我即刻回道,“这话恐怕不搭。”我本想说“不配”,却碍于身份,“我们还得考虑被害人家属的感受,事已至此,不要再自以为是,去毁掉一些美好的东西。”
郭文强沉默了一会,继而点了点头,“那替我带一瓶护手霜过去吧,不要买太贵的,十几块钱的那种就行,她一向节俭,再带点艾草和姜粉之类的,她喜欢……”
“我答应你会过去看看。”见郭文强还沉浸在自以为的深情里无法自拔,我提醒他,“你在看守所的生活还适应吧?检察院那边的意思是要从重处罚,能做的我都会去做。”
郭文强愣住了,“哦,还行的,就是眼镜被人弄坏了,那是我老婆领我去配的。”
我没接他的话:“你坦诚地告诉我,让我参加贺旺君的追悼仪式,是不是想让对方出具谅解书?是的话,大可不必打以前的感情牌。人都没了,我们能做的就是认罪认罚。”其实说白了,能得到被害人家属的谅解,对郭文强的量刑很重要,只是这一次,我想明说,“去送一程就去送,不要掺杂其他东西,若为了谅解书,我不想在死者面前演戏。”
郭文强没有明确回答我,反而岔开了话题,“虽然你是法律援助律师,但我还是相信你的。其他我没有别的要求了,你替我再看看她,能多看一眼就多看一眼……”
得知我要去参加贺旺君的追悼会,同事们都很担心,说不合适,建议我等法院的判决结果下来后再去她墓前吊唁。
“我们都听说了,她是个好女子,不会怪你的。就怕其他人动手,一般人奉行的是朴素道德观,情绪上来了,行为难免过激。”
我何尝不害怕,只是既然接了这个案子,就该去承担一些误解。以前我不理解为何自己总是挨骂,后来有点明白了——有时民众的正义也是一种情绪,需要宣泄。我只当大家的情绪只针对罪恶,宣泄完后或许就能冷静下来思考一下程序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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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系贺旺君父亲之前,我做好了挨骂的准备,任谁都能理解一个父亲的悲恸,即便他拒绝,我也会去外面献一束花,与工作无关,就是单纯的对生命逝去的痛惜。
我最初联系的是当地村支书,村支书的态度让我稍稍宽了心,他说:“老贺从来都是一个讲大道理的人,你私下过来吊唁,于情于理,都不可能对你横加指责。”当天下午,村支书又给我打来电话,“老贺正好有话要对你说,他心里乱成一团麻了”。
几天后,我和同事李欣以个人名义,去当地殡仪馆参加了贺旺君的遗体告别仪式。李欣和我一样,同是郭文强的法律援助律师,才24岁。一开始了解案情后,她气得横眉竖眼:“我就不顾职业操守了,为什么要拿这种人来恶心我?!女人真可怜。”那天,我们一起送了花篮,并给贺旺君写了一副挽联——“谁料痴心竟成妄想,早知薄幸终负佳人”。
贺旺君躺在那里,身上盖着寿被,嘴巴微微张开。灵堂里挤了很多人,有人惋惜,有人痛骂凶手不得好死,还有人小声说:“她的伤口在肚子上面,女人只有生孩子时,肚子才挨刀。”
当听到一位女士说自己是贺旺君的同事时,我凑过去问她:“贺旺君的手是不是也受了伤?不过尸检报告上没有提到。”
那位女士立刻伸出自己的双手给我看:“就是这样的,小贺从17岁开始做足浴,能有一双好手吗?都是为了那个谁,连觉都睡不好,上次她还对我说,想生一场病,好好睡上几天,没想到……”那位女士的手指严重变形,关节处长了肉坨,我这才明白郭文强为什么说要买护手霜。我转头跟李欣说起,她一脸不屑:“人都被他弄死了,还来这些虚情假意的东西。”
骂归骂,李欣让我把车钥匙给她,说有事要出去一趟。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她带回来一支护手霜,摆在我们送的花篮里,说:“我自己要给她买的,跟那个人渣没关系。”
就在这时,贺旺君父亲在儿子的搀扶下向我走来,喉咙嘶哑,还没说话,眼泪就顺着干瘪的脸往下落:“你是蔡律师吧?既然来了,我就当你们是君君的朋友。她生前好客,喜欢热闹,我不会让她为难。改天你再来找我,我有事要麻烦你的。”贺旺君的哥哥沉默寡言,在他父亲和我说话时,只是望向妹妹的遗体默默流泪。
从灵堂出来后,李欣说想不通:“难道你不恨郭文强吗?杀人放火的人我们见多了,就算对变态连环杀人犯我也没那么大怨气。面对他,我就是没法把自己当律师,无缘无故将对自己那么好的爱人给杀了,都不想骂他神经病,骂了就是开罪。”
“我自然不会喜欢郭文强,但我信因果,讲逻辑,无缘无故杀人,我是不信的。就好比警察办案,如果真相在粪坑里,他们就忍着恶心往粪坑深处打捞。人心有时候比粪坑干净不到哪里去,我们律师也得忍着恶心,往人心更深处打捞真相。虽说我们是嫌疑人的辩护律师,但其实是从另一面,也是在确认刑罚的必要性,以此告慰亡灵。”
李欣若有所思地点头,过了一会儿才说:“人最难修的果然是内心,我也是个凡夫俗子,难免有情绪。但就一个法律意见书,你随便写写就是,何必纠结?”
我很清楚,这个意见书之所以难写,就是因为真相不明。杀人的事实是存在的,但真相并不只是包含结果的,譬如有些杀人案件,是由家庭纠纷引发的。
可在这个案子里,贺旺君到死都爱着郭文强,两人没有明面上的矛盾;关于杀人动机,郭文强面对警方审讯又三缄其口,只说自己认罪该死,连前因后果都不愿说清楚,算不上是悔过,自首情节能不能认定还两说。这的确让我很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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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我都没去会见郭文强,后来他拜托民警带话给我,说要见律师,我便让李欣去。李欣回来后怒气冲冲:“我听到他问‘贺旺君最后走得还好吗?’就恨不得唾他一脸,东扯西扯就是不说正事儿,嘴里还说自己‘一直没自由’。”
我几次想打电话给贺旺君父亲约时间见面,却一直纠结退缩,生怕会对一个父亲造成二次伤害。后来,还是贺旺君父亲主动打来电话,说之前约好要谈谈的。
一见面,我就向贺旺君父亲道歉:“我或许不该接这个案子,一时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总归我在做他的辩护律师时,多少有愧意,没有以前工作时那般有底气。”
贺旺君的父亲六十多岁,清瘦,背微驼,胡子拉碴,说话很慢:“我要想找个人出气,犯不着再来为难你,直接就冲文……郭文强他妈去了,将他家砸个稀巴烂,大不了我也进去,将他捅死算一回事,那就没有说法了。他做了恶事,自有政府收拾他,法院给他安排了律师,自然是怕冤枉了他。到这地步了,我就想要真相。”
谈及郭文强,贺旺君父亲和他的亲戚多次表示不解,“是不是被鬼缠身了?”
郭文强的家与贺旺君家里只隔了差不多一公里的路程,郭文强算是贺旺君父亲看着长大的。
“小时候就乖巧懂事,知道自己家庭条件不好,经常帮父母干农活,成绩也好。反而是君君被我们惯坏了,衣服都不让她洗的,成绩也就那样子。”
由于贺旺君的父母一直认为郭文强不错,所以他们得知,女儿在初中就情窦初开,跟郭文强有恋爱的苗头时,并未横加干涉,“我们还让君君要努力配得上人家”。
后来郭文强考上了一所本科院校,而贺旺君则落榜了。
郭文强的父亲身体一直不好,每月都要买药,只能在家做一些相对轻松的农活,母亲则在外打工,能勉强维持家庭开支;贺旺君家虽说不算富裕,但父亲是个不错的木工,哥哥也在外打工,如果她想要复读,家里还是负担得起的。贺旺君却说自己高考三百多分,就算复读一年也没希望上本科。她执意要外出打工,家人劝不住,她却说赚钱一分钱就有一分的用处。
“君君在家是连碗都不洗的孩子,撂下筷子就往自己房间跑,喊她做点事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不舒服,可会撒娇了。得知郭文强录取通知书来了,却二话不说,联系亲戚,收拾行李,提着箱子就去广东了,在外从未向我们诉过半句苦。”
贺旺君一开始进的是制衣厂,工资一个月只有几百块,她每次打电话回来都说,“爸妈,你们晓得的,我是大懒虫,在外面赚的钱只能勉强够用,以后再孝顺你们。”
事实上,只要厂里需要加班,贺旺君都争着上,还让厂里的老乡瞒着家里,后来老乡打电话回家,不小心说漏了嘴,才传出来。
“自家女儿谁不心疼,我们知道后,死活不让她待那边了,都敞开说了,郭文强读书的开支我们会负担一部分。君君听我们提到郭文强,当时就急了,怪我们冤枉人,只说是她自己开销大,不够用。”
后来还是郭文强出面劝说,贺旺君这才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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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学历,贺旺君找了一圈工作,最后还是总说“钱不够用”。最后经人介绍,找了一份足浴技师的工作,照样瞒着家里,说是在一家服装店做销售。
“我们见君君手上长了坨,要带她看医生,她死活不肯,跟我们吵了一架……之后就有人传她仗着自己漂亮,在外面做那种不干净的事。”
无论别人说什么闲言碎语,贺旺君一概不理。老贺两口子又气又急,他们相信自家女儿不会做伤风败俗的事,却又因她确实在做足浴而有口难辩,“碗都不洗的姑娘去给人洗脚,说出来我们确实没面子。情急之下,也只能把郭文强叫回来,我们笃定若不是为了他,君君不会那样做,没别的办法,我们想看看郭文强的态度。”
当地人回忆道,“那时的郭文强,看上去有点瘦弱,倒是条汉子,只是不知道后来怎么发疯了。”
那时候,郭文强将全部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君君是为了我才去打工的,没偷没抢没做出格的事,做足浴除了有些辛苦,要熬夜,没什么不好,我只有心疼。现在我是没有能力,等毕业了就回来娶她,等我发达了,我会让她比所有女人都幸福。”
郭文强的一番话堵住了众人的嘴,在他们当地,大学生屈指可数,读书出去的不是当官就是发了财,“既然高材生都发话了,别人不好、也不敢再说三道四,甚至还有人夸贺旺君命好,吃苦在先,享福在后,以后指不定就是一个官太太的命。”
从此以后,郭文强在贺旺君家人眼里,就是准女婿的身份了。他也知恩图报,一回家就帮着干活,读书期间拒绝了女同学的表白,一毕业就跟贺旺君领了证,只是没办婚礼,结婚的钱也是贺旺君家里垫的,因为郭文强父亲的肝病加重,经常往医院跑。
婚后小两口基本上不吵架,每次回来都是出双入对的。郭文强处处让着妻子,还十分孝顺双方父母。
当地人都说,那时的郭文强每次跟贺旺君说话时,都轻声细语的,看着像个小男人,却在有人诋毁妻子时,再次拿出了自己的担当——结婚头几年,贺旺君一直没有怀孕的迹象,又引发一些人的猜测。
一次,有个男人说贺旺君就是因为之前的工作导致堕胎太多,才一直怀不上。郭文强当时也在场,并没有多言,即便那个男人比他高大,他依旧揪住对方的衣领一连扇了两个耳光,打了一架后,又砸了对方家里的玻璃,并撂下狠话,“下次再乱说,砸你家神龛。”
在别人眼里,直到出事前一天,都觉得他们是最登对的,“两口子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家里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换做其他人难免会因为不顺心,朝对方发脾气”。
说到郭文强的好,贺旺君父亲原本紧握的拳头又松了。
“他要是个混蛋就好了,我们就及时接回女儿……可是,家里盖房子他出力,田里插秧收割他也来帮忙。我儿子在外打工,平常家里的大事小事,连我们生病,都是他和君君跑来跑去的。老实说,只要他不把君君给弄没了,我什么都能原谅他。两年前,我老伴车祸身亡,别人都说跟他有很大关系,就那件事而言,我到现在都没怪过他,让家里亲戚莫说他。”
要说那时郭文强唯一的“不好”,就是工作。
他毕业后在一家政府单位做临时工,工资不高,但因为还年轻,也确实为家庭所累,大家都以为他的失意是暂时的,迟早有一天会飞黄腾达。贺旺君也为顾及郭文强的面子,从足浴店辞了职,在家照顾公婆。
尽管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贺旺君有时还会来娘家借钱,但贺家这边从未表现出对郭文强的不满,“新年或者节日,他来了都是安排上座,我们主要看重他的人品。”
起初郭文强也是雄心壮志,认为自己一定会成功,“虽说我家庭条件不好,但由于成绩优异,从小到大听到最多的就是夸赞,也如愿考上了大学,我不可能失败。”
时间一晃就是三年,他说自己“忙碌却蹉跎”,努力工作,却因编外人员的身份无法升职加薪;学习用功,每次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考试,笔试都能进,最终却始终无法上岸,离梦想最近的一次是笔试第一名,以为胜券在握,却在面试前一天,家里传来噩耗,父亲因患肝癌去世。
第二天,郭文强没有去参加面试,安葬父亲后,随便一算,家里负债近 30万。随后,他辞了职,通过大学同学的关系进入一家公司做了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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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走访调查,我基本确定郭文强无其他不良嗜好,无出轨行为,与妻子贺旺君不存在明显的矛盾冲突。面对公安机关的审讯,郭文强承认杀人,认罪认罚,却唯独对于自己的杀人动机含糊其辞,一会说“是没睡好,冲动”,一会说“脑子一片空白”,公安机关却认为是他不满自己的现状,因而迁怒于妻子,愤而杀人。
再次会见郭文强时,我和李欣一起。我告诉郭文强:“我见了贺旺君的父亲,他有怨念,更多的是不解,不知道你为何要那么做。开庭时间就快定下来了,实话告诉你,辩护词我都不知道怎么写,到时候横竖就说你是激情杀人,但贺旺君又没惹你。”
李欣依旧一脸鄙夷:“无论你是死是活,总要把话说清楚,不能让死了的、活着的都稀里糊涂。贺旺君哪里对不住你,你说出来。你对她有何不满,也说出来。”
“我真是该早点说的呵……或许早点说出来,最多只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而已……”郭文强总算愿意披露心声了,“警官说得对,也不对;你们骂得对,也不对。没回头路了,我说不说毫无意义,反而会招来嘲讽,反正都是要被骂,狡辩什么呢。”
我说:“也不尽然,律师会见当事人不是来拉家常、听八卦的,是基于法理的考虑。法律赋予每个嫌疑人说话的权利,我们要重视自己的权利,才能保护好自己。嫌疑人不等于是罪人,总有带着冤屈的。即便有犯罪事实,我也希望当事人说出最真实的想法,哪怕是大恶,见光了总比深不见底好。追根溯源,便能对症下药。”
“冤屈没有,委屈总有的。”郭文强认可了我的说法,“君君是个好女孩,好得不能再好了,只是这种好没有成就一个更好的我,反而让我自惭形秽,抬不起头来。”
“当年有人诋毁君君,我从学校跑去当众说要娶她,不许任何人欺负她,要给她一辈子的幸福,不是一时冲动,不过话说大了,成了紧箍咒。”郭文强说,自己是真心爱着贺旺君,当年上大学,本是不想让贺旺君资助的,“那样会让我们的感情变得不纯粹。当年我自己也做兼职,无奈家里还有个病号。君君的钱是寄回去给我老爹治病了,我说了要还的,没想到后来又添新债,一直欠着她。”
经历考公务员受挫,父亲的去世,以及沉重的债务,郭文强终于不再要所谓的面子,踏踏实实做起了销售,贺旺君也重新去了足浴店。
“在别人看来,我们的工作或许不那么体面,但我们着实存了钱,比之前好太多,两个人相互扶持,日子是自己在过,不必在乎别人怎么看,就想早点把债还完,到时候买一套小房子。”
的确,不到两年时间,他们就偿还了大部分的债务,考虑到郭文强的工作需要东奔西跑,贺旺君怕他辛苦,提出先分期买辆车,郭文强考虑再三,才买了一辆本田飞度。
之前郭文强为了全心全意考公务员,加上父亲生病,两人便一直没要小孩。就在郭文强做销售的第5年,他们终于还清了债务,还凑够了一套小两房的首付,生活暂时稳定了下来,此时两人结婚已8年,贺旺君眼看着就30岁了,两人这才开始积极备孕。
但半年过去,贺旺君却一直未能成功受孕,去医院做了检查后,才发现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排卵功能障碍,从而导致受孕难。
医生特意叮嘱他们,多囊卵巢综合征并非不治之症,只要积极治疗,平日进行调理、勤加锻炼、注意饮食,是可以自然受孕的,就算不成功,以后还能做试管婴儿。贺旺君却因此背负了心理压力,在治疗调养身体期间,情绪不稳,时常胡思乱想,有次不知是神情恍惚还是有意为之,还从老家的二楼摔了下去,断了2根肋骨。
为了照顾贺旺君,郭文强毅然从公司辞职,“同样不是冲动,跟第一次一样,就是在乎她。钱是挣不完的,工作没了可再找,万一她有个三长两短,我过不去的。”
在郭文强的悉心陪伴下,贺旺君的身体恢复得很快,心情也好了不少,她还在社交平台上说:“在这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苦都是值得的,遇良人,不枉此生。”配的图是郭文强与贺旺君的合照,贺旺君的头贴在郭文强的胸口上,闭着双眼。
后来有人跟我提起这段话,“当时就觉得怪怪的,事发后才恍然大悟,无论文字还是配图,都不吉利,若当时警惕一下,找个大师看一下,或许就没后来的事了。”我信因果,却不相事后这种狗血淋头的说法,只觉得贺旺君当时一定是很开心的。
郭文强也说出了自己当时的困境:“就好比电视里看到的耗尽功力去救一个人,对方得救了,我却虚弱了下来,成了废人。辞职后半年,我心里发虚,骤然发现人很重要,钱也一样重要,好不容易生活稳定了,又坐吃山空起来。去外面旅游,君君乐不可支,我却愁绪如麻,还要强颜欢笑,这种滋味不好受,我越发感觉自己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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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过了一年半,贺旺君差不多完全恢复了,满怀希望地继续去足浴店上班。轮到郭文强找工作时,他却发现自己几乎被淘汰了。
三十几岁的年纪,郭文强以为自己还算年轻,凭着努力就能实现梦想,却没想到在别人眼里早已被定义为失败者,“我仿佛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了,一茬接一茬的年轻人跃跃欲试,我错失了年轻的机会,没能杀出一条血路,到了中年,社会阶层以及各个圈子差不多已确立封闭,我连大学同学的圈子都融不进去了,就连拍个照,我和他们中间都像隔着楚河汉界。有同学甚至嘲讽我,让君君在足浴店给我谋一份差事,就是这么恶毒。”
在郭文强看来,他从来不缺少破釜沉舟的勇气,“但几次破釜沉舟后,我没有绝地反击的机会,只能裸泳,让人看笑话。家庭、事业、爱情,我没能挑起任何一项。”
那时候,郭文强、贺旺君的几个高中同学似乎混得风生水起,还特意组织了一次同学聚会,专门给郭文强和贺旺君下请帖,说他们是班上独有的浪漫,一定要到。然而,当他们赶过去后,那边一伙人故意挑衅,说当年很多人暗恋贺旺君。冷嘲热讽,说贺旺君“没眼光又有眼光”,挑了班上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男同学。还说就算只是作为老同学,也没脸让班上最漂亮的女孩去给人洗脚,“改天我给你们安排个体面的工作”。
郭文强脸上挂不住,却没了从前的底气:“那时我太渴望一份工作了,即便是我曾经瞧不上的人,但他们成功了。我想着至少不去得罪人,才忍辱负重没发作。”
贺旺君却站了起来,把杯子往桌上一推,“有些人是不是真的有几个钱还两说,但到底是我从来没看上的人,原本想着同学少年多不贱,却不料是虎落平阳被犬欺。”说完就拉着郭文强出了那个包间,并安慰郭文强,“他们就是嫉妒,见不得别人好。”
然而,自那次起,郭文强却再无斗志,变得郁郁寡欢,不敢出门,整天沉迷于游戏,用他的话来说,“每一秒的堕落我都一清二楚,就像针扎在身上,但我就是打不起精神来。”
对于郭文强的这些变化,贺旺君似乎不大在意,只是说怀孕了她就辞职。可郭文强连这件事都退缩了:“自从我看到床头柜里有很多的验孕棒后,就连夫妻生活都有压力,后来完全没了兴致。”
谈话至此,郭文强看了一眼李欣,再次扭过头问我:“蔡律师,我有个问题。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生活中夫妻吵架的,或者说你办过的离婚案中,有多少是因为吵架散的?”
我说:“夫妻间吵架很正常,有时自己都讨厌自己,何况两个有着不同思维的人。”
郭文强点头:“我甚至很羡慕那些大吵大闹的夫妻,一度将吵架当成了自救的方式。因为我太压抑了,而君君又不跟我吵,还劝说我别轻贱了自己和我们的感情。”
有一回,郭文强又见贺旺君一脸失望地从洗手间出来,他终于忍不住捡起验孕棒往自己脸上戳,“我是个没用的人,你为什么还要一再期盼、试探?我不可能成功的,我们分开吧,我觉得这个世界处处在为难我,包括娶你,都像极了一场阴谋。”
面对郭文强的歇斯底里,贺旺君没有一丝恼怒,反而安慰他,“你这个样子,我怎么能离开。再说你要跟我离婚,别人会怎么看你?离婚这个事只能由我来提的。”
郭文强听到这句话后,一阵苦笑,“是哦,我欠你那么多,青春,金钱,汗水,眼泪……各种算不清还不起的烂账,好在我还有贱命一条,人死了就不用负责了,要不我现在将那些烂账了了吧。”郭文强说自己不自觉地拿起了水果刀对着自己。
贺旺君急了,朝郭文强喊话,“过几天就是我爸的生日,我们最后吃一次团圆饭,不要搅得他老人家连生日都过不安宁,到时候由我来提离婚,一定成全你。”
郭文强放下刀,朝贺旺君跪了下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谢谢你。”
7
两天后,贺旺君母亲打来电话,说那段时间自己胸闷得厉害,想去省城大医院看看,问贺旺君他们能不能接送。贺旺君说最近她和郭文强走不开,“只能让哥哥回来”。郭文强一把接过电话,说他有时间,开车也方便,既然是胸闷,就得趁早去检查。
第二天中午,郭文强开车载着贺旺君父母去医院的途中,在国道上,一辆超速逆行的轿车撞翻了郭文强的车,郭文强与贺旺君父亲受轻伤,贺旺君母亲当场死亡。尽管交警认定肇事司机全责,贺旺君父亲也替郭文强澄清,说他开车稳当,但还是有一些亲戚说丈母娘是在郭文强车上死的,“反正就是有责任,严重亏欠这个家”。
贺旺君更没有怪郭文强。甚至在悲痛之余,依然不忘在母亲的灵前拉着郭文强的手说,“人不能胡乱出气,只要我老公还在这个家里一天,我就不许任何人糟践他,要怪就怪我让他送。”
郭文强撕毁了之前准备好的离婚协议,“出了这个事,我这辈子都没资格提离婚了,不然就真的没法做人了。可能人在失意的时候容易多想,我当初只觉得君君表面上是在维护我,实际上是带了威胁的——只要我不在这个家了,可能就得清账。”
之后大半年时间,贺旺君都未再提离婚的事,郭文强坚定自己“被绑架了”。
他苦笑道:“我也是可怜,就连头发长长了,她让我去剪,我一分钟都不敢耽搁。出门去哪里,和谁聊天都要给她汇报。只要稍微不如她的意,就会哭着喊‘妈妈你在哪’。”
出事那天,郭文强上午出去面试工作,被一个比他小好几岁的人事主管各种嫌弃。他想找人送礼回原单位继续做个合同工,那个领导明明在搓麻将,却说忙不过来。
郭文强回去后,躺床上看着自己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发呆。恰好那天贺旺君休假在家,喊郭文强起来喝汤。郭文强说没胃口,贺旺君一把抢过他的证件,又开始哭诉起来,“你变成现在这副德行,说到底是我宠坏的,以前的你不是这番模样的。”
“她终于开始跟我盘算恩情了,说当初怎么不容易,一个人过两个人甚至五六个人的日子,现在连对我的好都被嫌弃了,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她明确说自己后悔了。”
郭文强说自己头昏脑涨,“我就感觉从小到大,谁都可以跑过来找我要债,问题是我每次都还不起。”他气急败坏地跑去厨房,拿起一把水果刀,对准自己的脖子,看着贺旺君说,“我欠你们家的就还,你一次拿走好了,不要给我凌迟煎熬。”
贺旺君过去抱住郭文强,说:“这样还债是还不掉,也还不清的,命谁都有一条,你死了,我也可以死,你到底还是欠着我的。不管谁欠谁,好好过日子就是还债……”
即便在法庭上,郭文强也说不清自己那一刀是怎么捅在贺望君身上的,“我就知道自己用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杀了陪伴了我十几年的爱人,就这件事‘成功’了……”
过了差不多6个小时,郭文强才打电话给他母亲,说贺旺君没了,让她报警。
我的辩护意见还是希望法院能从轻判处,但是实际为郭文强开脱的话很少,更多的是对“生命权”以及“个体”的解读,希望少出现“人人得而诛之”的呼喊。
法院一审认为郭文强犯故意杀人罪,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郭文强放弃上诉,而后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其死刑。
郭文强最后对我说的话是“恩情难偿”。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作者:蔡寞琰
编辑:沈燕妮
题图:《地球最后的夜晚》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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