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市的学校体系现在是全美最庞大的，种族隔离也最严重。麦金尼的学生中只有1%是白人。的确，成功学院的大多数学生是黑人或拉美裔，来自低收入家庭。但与达萨尼相比，他们有一个优势：他们是靠抽签赢得入学机会的，而抽签需要大人的帮助，这个大人需要有一个可靠的电子邮件账户，或至少有一部不会关掉的手机。达萨尼没有这个条件。她属于另一边。”

《纽约时报》调查记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德里亚·埃利奥特在《看不见的孩子：一座美国城市中的贫困、生存与希望》一书中所写下的这段话，让我想起曾经读过的《地址的故事》，作者认为“地址”往往会成为个体经济地位、文化品位等方面的判断依据。在非洲的一些地方，国际义工团体希望追踪埃博拉病毒时，常常受困于地址问题，因为当地的许多区域根本没有地址概念。拥有一个固定地址，是许多人努力一辈子都无法实现的。

(资料图)

同样，要办理社保，就需要个人的手机号码和银行账户，这些同样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实现的，即使在美国这样的老牌发达国家。

《看不见的孩子》是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安德里亚·埃利奥特也是迄今唯一既获得过普利策新闻报道奖，又获得过普利策图书奖的女性。她耗时8年追踪记录，参考和援引14325份各类文件，包括学校成绩单、毒品检测报告、市政府记录等，以细腻的文笔和历史视角展现一名在困境中挣扎的少女达萨尼、一个贫困代代相传的家族、一座赤贫与巨富可能一街相隔的城市，审视阶层固化、原生家庭、种族歧视等美国社会结构和历史的产物。她这样形容自己的心境：“比狄更斯更彻底，比奥威尔更绝望”。

世世代代“被系统辜负”的美国家庭

埃利奥特选择将达萨尼的童年故事与她家族的历史交织在一起，追溯他们从奴隶制到向北迁徙的经历，以及这个家族在纽约的困境与挣扎。

这段追溯与纽约的历史交织，书中就写道：

“布鲁克林是奴隶劳动建成的。1626年，荷兰人把奴隶带到这里清理土地，建造道路，在烟草种植园里劳作。近40年后，英国人获得了这块殖民地，用约克公爵的名字为它重新命名，奴隶输入从此大肆展开。这块殖民地的奴隶人数猛增到1.35万，成为北方奴隶最多的地方。在纽约，奴隶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布鲁克林，这里的奴隶人数占纽约奴隶总数的三分之一。”

达萨尼的祖先便是其中一份子，他们所经历的远不仅此，美国历史上的各种跌宕，达萨尼家族成员都曾遭遇。比如“一个世纪前的第一个镀金时代，无家可归的儿童在街上流浪，卖报纸、偷钱包、擦皮靴、捡垃圾。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大萧条造成了又一波无家可归浪潮。那时的纽约市处处是棚户区和等待领取救济食品的长队”。

达萨尼家族与他们身处的阶层，始终被住房问题所困。即使到了上世纪70年代，这个问题仍然悬于许多家庭头上。

当时，纽约街头出现了一种新的流浪者——所谓的无业游民、乞丐和流浪女。

“根据有些估计，这些人中有三分之一曾是州立精神病院的病人，出院后没地方去。当时，纽约市最廉价的住房——众人皆知的单人房酒店——正在纷纷关闭，为豪华大厦腾地方。无家可归者露宿街头，他们睡在公园长凳上和人行道地面的栅格上。最出名的是睡在曼哈顿下东区一英里长的包厘街上的那些人。他们中有个人叫罗伯特·卡拉汉。此人是爱尔兰裔，原来是厨师，失业后成了酒鬼。为无家可归者权益奔走的人们以他的名义提出群体诉讼，确立了在纽约获得住所的宪法权利。”

可惜的是，1980年，这项里程碑式的法院令生效一年前，卡拉汉死在下东区的街头。更让人遗憾的是，这段时期恰恰标志着“现代无家可归现象”的开始。

之所以促成这一现象，原因是里根时代对福利的削减，还有工资的停滞不前和房屋价格的飙升。对美国人来说，拥有房子象征着成功。因此“无家可归”就代表着最大的失败。“无家可归”一词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了公共讨论的范畴，埃利奥特写道：“受此现象影响的非裔美国人的比例超出了非裔美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

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又出现了新问题：“吸毒孕妇成了执法目标。随着越来越多的母亲被收监，1992年纽约市寄养儿童的人数达到创纪录的近5万人，令已经力不从心的儿童保护系统疲于奔命”。其后又发生了6岁女童埃莉莎·伊斯基耶多被吸毒母亲虐待致死的案件，《时代》周刊封面刊登了埃莉莎的照片，认为“被系统辜负，被母亲谋杀，一个小女孩象征着美国在保护儿童方面的失败。”

这里所说的“系统”，是许多美国穷人家孩子一生无法摆脱的桎梏。对于达萨尼来说，她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免不了贫困的影响，从幼时的照顾和教育到住房和医疗。从达萨尼一家经常遭遇个人和制度性的种族歧视中可以看出，贫困与种族是分不开的。达萨尼祖先所经历的那些——卡罗来纳的奴隶制到布鲁克林的种族隔离——都是制造贫困的一部分。她的曾祖父曾是二战老兵，在军中担任机械师，但作为黑人，他在退伍后找不到任何体面工作。种族歧视让他无法接受良好教育，也不能贷款买房。包括达萨尼的父母，也深受童年时所经历的贫困和歧视影响。

穷人的生活是一种恶性循环

有人曾说，穷人的生活往往是一种恶性循环。这一点在今日世界体现特别明显。因为出身贫困，无法得到良好的生活、教育和工作资源，许多人只能靠吸毒、酗酒或暴力排解压力，随后因为犯罪记录、健康受损等原因失去工作和住所，继而变本加厉依赖毒品、使用暴力。这个恶性循环还会穿越代际，继续延续到子女身上，使得他们走上与父母相似的道路。

更为悲哀的是，这个群体的人生往往被打上懒惰、愚蠢之类的标签。总有人认为，穷人的穷是因为不够努力，至于吸毒等问题也是自控能力差。这些说法忽视了一点：他们的人生被童年所塑造，而且一辈子都无法走出来。

生于纽约布鲁克林黑人社区的达萨尼，一开始就处于社会底层，全家居无定所。她的母亲和祖母都是十几岁便怀孕，无法得到正常教育，也没有固定工作，无法养育孩子，但又为了获取福利而不断生育，子女众多，形成恶性循环。达萨尼一家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福利机构的救济，她的母亲为了让孩子们填饱肚子，时常在便利店和超市里偷窃。一家人每天都要与老鼠、蟑螂搏斗，只能进肮脏不堪的公共卫浴。

书中有两个细节让我感慨万分：一是达萨尼的父母因子女“犯错”被传唤到儿童保护服务机构“谈话”时，发现自己儿时来过这里；二是他们一家一度住进补贴公寓，但习惯颠沛流离的孩子们仍习惯拖着床垫，像当初在庇护所那样席地而卧。

在这样的家庭里，孩子有多少机会能够改变命运呢？

所以，贫穷并不是原罪，美国穷人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无法摆脱自己的阶层，不管他们如何努力。极少数的幸运儿，不但没有说服力，反而更加说明大多数人的无奈。

但将贫穷视为原罪，是美国社会的一种“传统”。17世纪初，当时的美洲殖民者将受压迫的人分为两类：“配得上的”和“配不上的”。配得上的人包括寡妇、盲人、老人。这些人的困境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因此应该得到公共援助。另一方面，配不上的穷人被认为是咎由自取。这些人包括乞丐、醉鬼和其他被赶到济贫院的不良分子。

当时就有无数美国儿童在这两者间流动，“有的落入管理严苛的济贫院，用劳力换取住所和食物。有的被交给陌生人，卖身成为仆人或跟着工匠当学徒。然而，他们的命运无论多么凄惨，都好过被奴役的黑人儿童的恐怖遭遇。19世纪，美国政府建立了一套新制度来救援白人儿童——黑人儿童后来也被纳入其中——把他们送入孤儿院、少管所和其他机构。”

这套制度针对的群体当时就已经相当庞大，仅仅在纽约，“街头活动着数千名男女儿童。他们沿街叫卖、当报童、偷钱包、捡垃圾、擦皮鞋、做乞丐、当雏妓，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世界。1870年，游荡在市内的无家可归儿童多达3万人。他们被称为‘街头阿拉伯人’、‘流浪儿’和‘贫民窟孩子’。这群不服管教的孩子属于所谓的‘危险阶层’。”

寄养制度看起来能解决问题，但实际上衍生了更多问题。正如埃利奥特所言：“社会一次又一次地把孩子与他们的家人分开，以此作为解决贫困的办法。”

从初衷来说，这当然是好的，但它显然忽视了穷人家孩子也需要与父母的陪伴，无论寄养还是孤儿院、少管所，都无法真正代替应有的家庭温暖。达萨尼的表现转折点就是回到母亲身边，正如有人所说：“她需要爱。”

在贫富差距加剧的时代，穷人家孩子要战胜饥饿、暴力、种族歧视和毒品，需要付出的努力是难以想象的。甚至可以说，运气才是他们摆脱宿命的最有力武器。达萨尼如此，其他人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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